薛恩元， 1983年由民政部调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参与早期基金会筹备和创建工作。1988年～1991年任中国残联执行理事。
我今年88岁了。回想我这一生都是在跟残疾人事业打交道。1960年我被调到内务部城市社会福利司从事残疾人用品用具的行业管理工作，“文革”中内务部被撤销，当时的假肢研究所也被撤销，部里所有干部被下放到湖北的一个农场劳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政部，也就是原来的内务部得以恢复，我也很快回到了民政部，在城市社会福利司三处，还是从事残疾人用品用具相关工作。
那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很多假肢厂，但生产假肢零部件一个厂一个规格，各自为政，在北京做的假肢在上海就修不了，对残疾人来说，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残疾人生活多难啊，我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事情，所以当时我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抓提高残疾人用品用具的产品质量，以改变各省假肢厂各自设计、分散生产、产品落后，又不方便异地维修的状况。首先是组织假肢产品的标准化工作，进行统一产品的标准化设计，这个产品标准得到了民政部的批准。紧接着又在统一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了假肢产品标准零部件的集中生产，分别由几个主要的假肢工厂来承担，这使得原来各假肢厂分散的小手工业式生产转换为全国统一标准的生产，既有利于改变假肢厂小而全的状况，提高产品质量，也有利于佩戴假肢矫形器的残疾人在全国各地都能进行维修。
这项工作完成不久，民政部通知我到朴方那里工作，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调我去，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我是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分配就是了。
1983年4月22日,我第一次参加朴方召集的会议，当时是在王鲁光家里开的，参会人员只有邓朴方、王鲁光、李正和我4个人。在这次会议上,王鲁光拿出了一张台湾复康医院的图纸,提出我国残疾人很多,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康复中心。邓朴方则谈到了今后为了建立康复中心和开展残疾人事业筹款要成立基金会的问题。这次会议没有过多的讨论,只是对台湾叫“复康”,而我们叫“康复”,应该用哪个更为合适商量了一下,最后大家认为还是叫“康复”这个词比较好。这次会议后,大家每个星期碰头一次，从此开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有组织的筹备工作。
几个月后，基金会筹备领导小组成立了,成员除了我们4个人外，还有张自宽。当时开展工作真是困难，没有办公室就在王鲁光家里办公，没有钱想向民政部借钱，但当时基金会还没有账户，钱拨不过来。那时候有个非常热心残疾人事业的志愿工作者叫章鸿远,他在基金会筹备工作期间,在联系知名人士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有一个同学在香港,叫陈玉书,给我们捐了5000元钱和复印机等办公用品。陈玉书本人没有来北京,钱是由章鸿远用一个布袋提过来的。这笔钱是我亲手接的，那是基金会接受的第一笔捐款，从此基金会算是开张了。当时王鲁光同志是基金会筹备组的秘书长，他严格控制这笔资金的使用，谁都不能乱用。外出办事，我们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通信工具是国管局安装的一部电话。
国管局把北京市东城区富建胡同1号院拨给我们作为办公地点。1984年在这个小院我们迎来了基金会第一个春节。大家提出自己掏钱包饺子，过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朴方从家里拿来了几瓶红酒，鲁光从家里拿来一筐苹果，我们有的同志从家里拿来面板、擀面棍，从邻居那里借来了盘子和碗筷，大家凑钱买了肉、面、菜，于是筹备组成员动手包起了饺子，就这样，在富建胡同我们集体度过了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富建胡同1号院只有200多平方米，北房三间（包括客厅）是向阳的，办公室主任一间，处理日常事务、接待来往办事人员，其他同志共用一间，客厅用来接待来宾和开会。朴方和鲁光两位领导同志都在光线不好的西屋里办公及接待客人。这个小院因常年无人居住，取暖条件不好，到了冬天实在太冷，朴方同志就买了一个电褥子铺在床上取暖（有时候中午不回家需休息一下）。他在寒冷的西屋接待各部委的有关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通过他和基金会筹备组成员的努力，终于在1983年11月7日，国务院批复了民政部、卫生部关于成立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请示报告，并拨款2600万元，组建康复中心。
小小的富建胡同1号的小院虽然很冷，但是我们筹备组全体人员的心却是热的，似乎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我能感受到残疾人事业未来的光明前景，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鸹峋褪钦庋幼羁妓奈甯鋈?，到后来八九个人，再到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队伍不断壮大，基金会又多次搬家，先后搬到光华路、民政干校、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北池子大街。中国残联成立后，我被调到中国残联工作，一直到退休。回想我这一生，深感充实、无悔。